王子曰：在家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，皇帝为了政权的持久也必须考虑建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问题，而官吏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上无疑起着示范引领作用，官员的官德官风直接决定着社会道德水平和民风的高低好坏，故而皇帝想通过倡廉教育、整顿吏治达到以官率民的目的是很自然的。发现于古绛州大堂的宋代《真宗皇帝文臣七条诫吏碑》（后人称为《廉政碑》），就是古代稀有的警勉官吏的箴言碑。

      1964年，在重修山西新绛县（古绛州）大堂时，意外在大堂后墙上发现了一块约九百年前的石碑，这块碑上镌刻的内容是北宋真宗时期所制定的“文臣七条”，而碑刻立于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碑高约109厘米，宽67厘米，青石质地。碑四周刊缠枝莲花纹，碑文刻的字是宋真宗的御笔，用端重的楷书写就，点画中规中矩，笔力刚柔相济，书法艺术堪为上乘，因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与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。

碑文为：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作文臣七条

彝伦攸叙，敷锡庶官，恭刻坚珉，昭示万世，仰尊圣训焉。其文曰：

一曰清心：谓平心待物，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，则庶事自正。

二曰奉公：谓公直洁己，则民自畏服。

三曰修德：谓以德化人，不必专尚威猛。

四曰责实：谓专求实效，勿竞虚誉。

五曰明察：谓勤察民情，勿使赋役不均，刑罚不中。

六曰劝课：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，农桑之务。

七曰革弊：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正月二十日

朝散大夫知绛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骁骑尉借紫臣时恪立石。

     “清心、奉公、修德、责实、明查、劝课、革弊”，七个关键词点明了做官的七项要求。

     说起宋朝地方官制实际上基本沿袭唐制，地方上设置路、州、县三级，绛州是河东路的一个特设州。据《宋史·职官三》记载，宋代考核官吏的内容因职务而异，以“七事”考核州监司。七事为“一曰举官当否，二曰劝课农桑、增垦田畴，三曰户口增损，四曰兴利除害，五曰事失案察，六曰较正刑狱，七曰盗贼多寡”。以“四善”、“三最”考核地方官。四善为“德义有闻、清谨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”。三最为“狱讼无冤、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，农桑垦殖、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，屏除奸盗、人获安处、振恤困穷、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”。这与《七条诫吏碑》的用意宗旨相同。知州为一州之主官，负责宣布教化、劝课农桑、赋役钱谷、法令、狱讼等事。考核评定业绩着重从“抚育有方，户口增益，有无贼寇”三方面进行，派出三个等第，以政绩优异者为上，年底实行赏罚。这些规定和措施对保证社会安定，廉洁职官从政，稳固政权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保障作用。

     当然宋真宗也没忘掉武臣，他在提出了“文臣七条”之后，也相应地提出了“武将七条”，武臣七条：一曰修身。谓修饬其身，使士卒有所法则。二曰守职。谓不越其职，侵挠州县民政。三曰公平。谓均抚士卒，无有偏党。四曰训习。谓训教士卒，勤习武艺。五曰简阅。谓察视士卒，识其勤惰、勇怯。六曰存恤。谓安抚士卒，甘苦皆同，当使齐心，无令失所。七曰威严。谓制驭士卒，无使越禁。这些要求比对文臣的要求似乎要低不少。

     王子曰：细细品味绛州大堂墙上镶嵌的《文臣七条诫吏碑》，箴言是皇帝以御书规诫的形式对官员的规谏和忠告，表达了为君者对官员的劝勉和警诫。尽管限于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和制度束缚，这些箴言往往只能是刻在石头上而无法刻入官吏的心里，落实于行动中，但从此碑政治内容和书法艺术上看，不失为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的精髓。古人常把戒律“刊石或书厅壁”，如同明镜高悬。今天，各级党政干部也常常把党员标准、干部准则、廉政制度贴在墙上，警示自己，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，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，与古代先贤有相通之处。

     宋真宗不仅告诫文官员，还专门写诗告诫读书人，他写的《励学篇》里留下了 “书中自有黄金屋.....书中自有颜如玉……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”的名言，深刻影响着后世无数读书人。这种价值导向是好是坏，众说纷纭，但是其影响还在持续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