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子曰：现在我们提倡党组织内干部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，领导间开民主生活会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互相指出缺点和不足，会议最好能达到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效果，这是个好制度，需要认真总结和坚持。而在古代同事之间，特别是下级对上级进行批评劝诫，可是件罕见的事情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“难题”，因此刘焕留下的“下劝上廉”的故事值得深思，引发新时代廉政建设的思考。

据历史记载，在金海陵王执政时，刘焕任丘县县尉。任丘县县令有点贪财，而刘焕遇事就提醒他要“收敛贪财之心，少干贪占之事”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县令还能听进他的劝告，与刘焕共事期间的确收敛自己，干了一些实事、好事。在后来的朝廷考核官员中，这个县令受到奖赏。于是县令摆酒感谢刘焕:“你有廉慎之德，使我获得了奖赏，感谢你的提醒和规劝。”这就是下劝上廉的故事。

王子曾写过母劝子廉、妻劝夫廉、父子清廉的故事，其他没写的还有兄劝弟廉，这几种劝廉，因为其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天然性，因为规劝者与被劝者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，容易让被劝者听劝，因为内心自然形成“劝，是为我好，是爱不是害！”的认识，被劝者一般不会反感。而下劝上廉则很不一样，从利益方面的考量来说，下劝上廉，是想自己分一杯羹还是独吞？他劝廉如若我不听，会不会向上告状参我一本？劝廉说明我的心思被猜中，这样太精明的人能否继续留在身边？

所以下劝上廉在古代一定是个千古“难题”，刘焕劝廉能够成功可能离不开几个因素，一是县官本质不坏，能力还行，可能平时还有廉言廉语的表态，此人“值得劝”；二是县令平日能听进别人的劝说，不是异常固执刚愎自用之人，此人“能听劝”；三是和县令平日关系不错，虽然是副手，合作还算顺畅，故而“劝得上”；四是刘焕出于为县令长期发展的利益着想，“为其好”的动机能够被县令体会到，“劝有效”。如果不是刘焕正直而有胆量，如果不是县令本质尚可而度量尚大，绝不可成此“下劝上廉”的佳话。另外当时的朝廷考核制度的导向和执行的正常，可能也是促使县令听劝的重要因素。

除了刘焕下劝上廉成功的故事，类似故事传下来的极少，更是说明下劝上廉之难，反而证明以上率下才是廉政建设的正道和大道。

进入新时代，官场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使古代“下劝上廉”的千古难题，如今难度在不断降低，在党内政治社会正常化制度化的今天，在党内，当干部之间上级要求下级，下级反映上级，同事之间互相提醒已经成为常态，党组织和同事不时“咬耳朵、扯袖子、红红脸、出出汗”，能够涌现大量“下劝上廉”的故事，就说明廉政建设的生态真正得到转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