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子曰：《文心雕龙》中定义“箴”这个文体：“箴者，所以攻疾防患，喻针石也。”箴言的作用在于警醒世人。世人需要警示，而为官者更需警示，既要自警自励自省，还需以各种方式和载体警示，古人制作官箴碑为戒，不失为一种好办法。

西安碑林创建于1087年，经历历代，藏有著名碑刻一千多块，其中存有块著名的官箴碑，在历史上有名的廉政碑刻中，《官箴碑》地位独特，意义隽永。这块官箴碑上刻着这样一段36字著名箴言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，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，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精辟地指出了为官之道，惟公正与廉洁而已，体现了对如何为官的深刻见解和先进的廉洁思想。

古往今来，纵观不少官员，在其任上为人处事各方面显得要求极其严厉，但是在其有心的下属看来，如果这上官有“爱好”便一定有空可钻，如其爱钱者，爱文玩者，爱排场者种种，只要能投其所好，所谓的“严”最终会变为论人兑汤的“选择式执法”，“官字两张口”式的行事，“有心”的下属知道投其所“好”，必有所“报”。而老百姓也在观察官员，俗话说“不会做官也会猜情”，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官员行事偏颇背后，必有隐情！在老百姓眼中，公正才是所希望的官员的最高价值，而能力有高有低，办事或快或缓，对老百姓反倒不是最关键的事情。所以对官员来说，公正执中无偏私，则见事必然通透，不会被外在东西蒙蔽双眼，偏听偏信。而能守住清廉甘愿寂寞，下属则无可指摘利用之处，也就是说无“把柄”“话柄”可供人攻击，则自然能树立官的威严。

箴言的作用在于警醒世人，因此它必须予人一种刺痛感，恰如针灸，不经一番刺痛，则难收到全身通畅的效果。以论述为官之道为核心的官箴，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，远可上溯至西周，至明清两朝已蔚为大观。这三十六字著名官箴，短小精悍而意蕴深远，故历经数百年流行不衰。这段箴言，现在已难以明确指认其作者是谁，据考据可知，在文本定型的过程中，明朝的曹端与年富两人贡献较为明显。

曹端，明朝初期的一位理学家，他曾在山西霍州担任“学正”一职。明朝在府设教授、州设学正，“掌教诲所属生员”，官阶并不高。曹端对于学正这份工作尽心尽力，使霍州的百姓对他久久不能忘怀。历史记载，曹端执教霍州，“诸生服从其教，郡人皆化之，耻争讼”。后来，曹端因为丁忧回故乡渑池守孝，霍州学子仍来问学。守孝期满，曹端又被补蒲州学正，在任期届满后，蒲州、霍州两地的百姓争着请求曹端到本州来，由于霍州的请求先蒲州一步上达朝廷，朝廷遂派赴霍州任职。

据曹端年谱记载，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，曹端在霍州的学生高晟被授任西安府同知，他上任前特意去蒲州拜访了自己的老师，请教其为官之道。曹端回答道：“其公廉乎！古人云，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，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民不敢欺。”“古人云”这三个字提示我们这段官箴并非曹端的创造，但究系哪位古人所云，却难以追踪了。曹端引用古人的这段官箴，与三十六字官箴相比，除了没有最后六个字外，只有一字之差，体现了他的“公廉”思想。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这画龙点睛的六个字，是后来一位叫年富的官员加上去的。年富与明代名臣于谦同朝为官，他性格刚正，常常会得罪权势，于谦屡屡为之辩白。景泰元年（1450年），年富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都察院是明朝的监察机构，设左右都御史、左右副都御史、左右佥都御史，都御史一职地位关键，是专“职专纠劾百司，辩明冤枉，提督各道”。年富奉旨到大同整理军务，却遭到宵小诬告，称他“专执蠹政”，举报他到任大同之日，就与大同总兵官、定襄伯郭登“并坐佥押公文”，违反规矩，定襄伯是伯爵，年富与之并坐是全然未将郭登放在眼中的表现。于谦特意为年富辩白的奏议，奏折中写道既然“都御史为风纪之官，与侯伯无相统属，既系钦命提督，当居总兵之左，岂有不许并坐之理”。年富在大同虽遇重重障碍，但兴利除弊、惩治贪官的功绩不小，这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清誉。

天顺二年（1458年），年富任山东巡抚，当地土豪劣绅因他的到来而暗自收敛。年富在山东任内还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在衙署一隅立下了一方石碑，石碑上刻写了上述完整的三十六字箴言，为中国廉洁文化添写了浓重的一笔。后被山东官员转任后传于浙江，又被其后人传于陕西，复刻后列入西安碑林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