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子曰：“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”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，宋代周敦颐以一篇《爱莲说》，把莲花比作“廉花”，从而一语奠定了莲花作为清廉之象征的地位，作者自己也因开创理学之功和身兼廉能之名，而在儒学一脉地位尊崇，他结伴游历四方的潇洒让人羡慕，他提倡学“莲”之清廉的思想异常珍贵。

1036年，时任龙图阁学士郑向按照惯例推荐了自己的外甥周敦颐做了个主簿。，在宋朝在科考做官之外举荐做官也是常见的现象。但因为郑向第二年就病故，所以，周敦颐后来只是在地方做过一些职位比较低的小官，但他成了后世尽人皆知的廉官。

 周敦颐做过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南康军。军，是宋代县以上的行政区域，相当于一个府或州，做过此官的还有宋代的朱熹、文天祥等名人，并不算位高权重的位子。一个地方小官能能够名留青史，原因在于其人其文。

周敦颐（1017年6月1日—1073年7月14日），又名周元皓，原名周敦实，字茂叔，谥号元公，道州营道楼田保（今湖南省道县）人，世称濂溪先生。是北宋五子之一，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，文学家、哲学家。他著有《周元公集》、《爱莲说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（后人整编进《周元公集》）等。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，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，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

提起周敦颐，人们不会不想起他的传世名篇《爱莲说》。但是仅仅凭一文就能名传千古还是不够的，周敦颐不仅在《宋史》有传，而且在南宋淳祐元年，被封汝南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从祀孔庙，这是古人最高等级的礼遇，大凡能从祀孔庙的要么是文化开山祖师权威，要么是忠义之士如爱国忠臣文天祥。选拔从祀孔庙的人到宋代形成制度，在宋理宗的诏书中他被赞扬到：“朕惟孔子之道，自孟轲后不得其传。至我朝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真见实践，深探圣域，千载绝学，始有指归。”

周敦颐是作为两宋从祀孔庙的领头人，当之无愧，他被奉为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。当年周敦颐的上司，“二程”程颢、程颐父亲程珦因“视其（周敦颐）气貌非常人，与语，知其为学知道”，便让二子前去拜师。

宋代名人黄庭坚称他“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，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，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”。

周敦颐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热爱山水，在为官三十多载中，他“在薄宦有四方之游；于高贤无一日之雅。”跟他同游的有范仲淹、胡宿等当朝名士，或者是程颢、程颐等他的学生，也都是当代大儒，还有就是一些高僧、道人、隐士。据说王安石年青时因为几次登门都没有机会见到他，恚然慨叹：难道只有我没有机会“求之六经”吗？若干年后两人相遇，相谈甚欢。

周敦颐不仅别人喜与其同游，更注重同游人物的选择，他写道：“寻山寻水侣尤难，爱利爱名心少闲。此亦有君吾甚乐，不辞高远共跻攀。”在出游中，他一不追逐名胜古迹，二不追寻风水宝地，三不与志道不合者游，四不用公款游玩，而是于游中寄兴修怀，感悟人生，修心养性，体验自然乐趣。

长期的游历感悟和为官生涯，使得他有着深刻的感悟，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的5月，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。兴之所致，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。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，就是名传后世的《爱莲说》，时年四十七岁。他以莲自喻，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爱好和清廉之志。声明不爱菊，表示不逃避社会责任，不学陶渊明挂冠隐居，独善其身；声明不爱牡丹，表示不学人做官取巧作秀，追求大富大贵。

  周敦颐第一个官职是分宁主簿。当地曾有一个案子久决不下，周敦颐到任后，“一讯立辨”。令人惊讶叹服：“就算是老吏都做不到啊。”很快被推荐做南安军司理参军。有个人犯了罪，但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却想重判他。王逵是著名的酷吏悍吏，周敦颐却不怕，与他力争，在王逵不听劝说时，决定弃官而去，说道：“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！杀人以媚上，我决不做。”一句刺耳的话惊醒了王逵，囚犯得以幸免，王逵后来还推荐他升官做郴县县令。

  周敦颐做官以廉判明断著名，一生辗转多地劳累奔波，却并不感觉苦；尽管铁面无私，堵住了一些官员谋私的途径，但他一生没有公敌，也无私仇，真正做到了“官清赢得梦魂安”。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吕公著曾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：如果今后周敦颐如果收赃纳贿，愿“甘当同罪”，可见周敦颐廉名之盛。

他主张为官崇拙去巧，立诚立信。世人大多乐做巧官，不做拙官。周敦颐反对巧者，认为巧者好张扬夸大；提倡拙者，认为拙者注重实际。巧者处处为己，机关算尽，往往灾祸及身；拙者不求多得，奉公守法，身家康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