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子曰：提到和滁州大有渊源的历史名人，除了唐代韦应物，宋代欧阳修和明代王阳明，不能不说到安徽老乡，曾在滁州担任天长县令的宋代包拯，他的清廉正直故事流传千年，在滁州任职期间也留下智断冤案的故事。他在任监察御史时向宋仁宗上疏《乞不用赃吏》，写道:“廉者，民之表也;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，他认为，清廉的官员能成为百姓的表率，而贪赃枉法的官员则将被世人不耻。在对待家人上，他立下了著名的37字家训，训导其后人，可以说，在工作和生活两个层面都严守自己信奉的原则，足为当今官员所借鉴。社会治理靠法治，也靠德治，还靠自治，三治并举才能使社会运转有序、安定和谐。包拯家训体现了其在治家理念中融汇了德治和自治的精神，这一点尤为可贵。

包拯(999年-1062年7月3日)，字希仁。庐州合肥(今安徽合肥肥东)人。北宋名臣。民间传说包拯出生在贫苦人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嫂子抚养长大，这与历史事实不符。其实，包拯出身官宦之家，父亲包令仪曾做过惠安知县、掌管山泽苑囿之事的虞部员外郎、陪都南京留守等职。包令仪对包拯的管教十分严格，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，包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清正家风的影响，为他后来清廉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包拯为官26年(1037-1062)，清正廉洁、不附权贵，将儒家“德主刑辅”的理念贯彻到底。在对亲眷子女的教育上，包拯非常严苛，也正是这样一种以身作则、严以持家的精神，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清廉官员的典型。

1027年，包拯高中进士，随后授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知县，但包拯不想远离年迈的父母，所以奏请皇上将他派至父母身边为官，于是他又被改任和州监税，但父母仍不愿因此离开老家，包拯索性辞官在家尽孝，这一辞就是十年。直到父母相继离世，又守孝三年后，包拯才在劝说下外出为官，获授天长（今属安徽滁州）知县，时为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。

1040年，包拯任端州知州，任内他储粮备荒、凿井取水，不但治理了西江水患，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官办书院--星岩书院。端州盛产端砚，达官贵族都以收藏一块上好的端砚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深得百姓爱戴的包拯，在离职时百姓们以端砚相赠，包拯非但没有接受，并且告诫身边的家眷随从也不得收受。《宋史•包拯传》记载:“端土产砚，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。拯命制者才足贡数，岁满不持一砚归。”

包拯留下37字的著名家训，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用现今语言翻译其家训，意思是:"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，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，都不允许放回老家;死了以后，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上。不顺从我的志愿的，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。”家训中留下了重话，对子孙教训深刻。

在包拯严格的家教下，他的儿子也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:其次子包绶官至六品，历任太常寺太祝、国子监丞、濠州团练判官，后转任潭州通判，包绶过世后，箱囊之内，除书籍外，仅在衣袋中找出铜钱46枚。包拯祖孙三代都没有做下让后来人感到羞愧的事。如此清正的家风离不开包拯37字的家训和家训中蕴含的廉正精神。其孙也是极具口碑的清官。史书记载其孙子包永年“莅官临事，廉清不扰，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”。这些都说明，包氏子孙都一直恪守家训，居官清廉。

社会治理靠法治，也靠德治，还靠自治，三治并举才能使社会运转有序、安定和谐。包拯家训体现了其在治家理念中融汇了德治和自治的精神，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。